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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越战争记录大全

戴旭:“新中国六十年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,是靠连续几场自卫反击战打出来的。”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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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山荣军非俺自己,他是对越自卫还击老山作战军人的总称,俺只是其中一员,从1979—1989年厉行十年的战争中,有无数中国军人长眠于那片土地,活下来的战友及牺牲烈士的亲人难以在那场痛苦的战争阴影中走出,我身为那场战争的幸存者,有责任把那段历史记录下来,传承后人,由于本人才疏学浅,所经历有限,为此写原创及少,本博所有相关文章和资料,,均搜集于网络及相关书籍和资料,所以,难免有疏漏的地方,且真实性难以保证,请战友和网友见谅并予以补充!推送之《中越战争大全》圈子,以供读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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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转)“梁三喜”为国捐躯名扬天下 妻儿生活困苦世人谁知?  

2010-01-16 23:40:36|  分类: 怀念对越还击战英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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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(转)“梁三喜”为国捐躯名扬天下 妻儿生活困苦世人谁知?

(转)“梁三喜”为国捐躯名扬天下  妻儿生活困苦世人谁知? - 老山呐喊 - 老山呐喊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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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大兵博文《下跪,向高山下花环的英雄》引起了网络的关注后,社会上的好心人纷纷打听“梁三喜”原型王发坤遗属的近况。

特别关注此事的,是贵阳晚报记者刘流,看到大兵博文后,他多次联系了大兵,探讨寻找“梁三喜”原型王发坤遗属的途径与方法,然后立即驱车奔赴“梁三喜”原型王发坤的家乡贵州威宁县,找到了烈士王发坤家地址,再赶到其家中,见到了烈士家属,连夜写出了感人至深的通讯。今天贵阳晚报在显著位置,刊载了刘流记者采写的长达2400字的通讯。

大兵在此稿件刊登之前,有幸最先看到了这一篇通讯。电话交谈中,刘记者几度哽咽落泪,大兵感受到了他与大兵的战友们一样的那种情怀,追忆英雄不易、感叹烈属艰难的情怀……

可以说,这文章是刘记者以血泪写成的。大兵在发给刘记者的短信中,是这样评价的:文章血写成,百感摧泪滚!

容大兵简要报告一下王发坤家人的现况吧:“梁三喜”原型王发坤烈士妻子名李金花,烈士牺牲之时才26岁多,30年来,谢绝了好心人劝其再嫁,含辛茹苦,一人独自将烈士的两个儿子拉扯大,现居住于威宁县海拉乡新村村大坪子组。王发坤烈士妻子李金花如今与大儿子王远碧一起,在家乡艰难度日,小儿子王远昌则在昆明打工,因家境贫困33岁了至今未能结婚。

王发坤烈士的妻儿一家现在生活比较困难,曾于去年贷款筹足路费到屏边烈士陵园祭拜王发坤烈士。这是李金花30年来第一次来到丈夫坟前。李金花见到记者时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,就哭了好几分钟。因为这些年,他们没有任何人关注,受了太多委屈了。他们连去拜祭王发坤烈士都需要贷款好几年的钱。李金花对刘记者哭述:“我在他坟前,烧了纸钱,就是一小堆,烧了衣服就是一小堆,他人在里面,肯定也是一小堆。为国家卖了命,我们娘三个来看看他,都还要贷款呀。”

王发坤烈士的两个儿子,他们对父亲的事情一无所知,因为父亲留下给他们的,就是家里有一张修补的遗照。现在两个儿子唯一了解的,就是去年扫墓从墓碑上抄下的父亲再简短不过了的简历。

王发坤烈士已经牺牲30年了,我们国家已经走向富强,我们不能眼看着“梁三喜”这样为国捐躯的英雄,其妻儿得到了一个无人问津、艰辛度日的境况!不能高山下的花环依然,英雄家庭却举步维艰!

“梁三喜”------王发坤的家庭境况,能否感染了您?能否让政府的官员们动容呢?

希望,我们的社会,我们的政府,我们的党,出台政策,爱抚“梁三喜”们的亲人,真正让他们过得有尊严一些,让他们的生活与烈士保卫的共和国那样充满阳光!

为此,大兵准备发起成立一个“梁三喜”基金,寻找适合的银行协助监管,由热衷关爱烈士的战友组成监管委员会,并定期在博客上公布收到的捐款(包括来自何地、卡号)以及用途去处,大兵希望这个“梁三喜”基金,不但能帮助王发坤家人度过难关,还能帮助其他的烈士家庭解决一些具体困难。希望届时广大网友给予捐助。

在适当的时候,大兵要与部分战友,慰问“梁三喜”王发坤的家人。

最后,再次感谢好心的贵阳晚报记者刘流以及许许多多的正义国人!

大兵说了一些废话,以下才是正话,即贵阳晚报刘流记者去了“梁三喜”王发坤家后采写的通讯。

  贵阳晚报记者 刘流

核心提示:上世纪80年代,反映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前线上平凡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为国奋战的小说《高山下的花环》与同名电影,点燃了无数中国人的爱国热情。或许很多人不知道,该文艺作品的主角梁三喜的主要原型,是一位来自贵州省威宁县名叫“王发坤”的烈士;或许更多人不知道,王发坤的妻子李金花至今仍在边远山村里苦苦思念着自己的丈夫。那场离中国人最近的战争已过去30载光阴,记者前往威宁探访李金花和她的故事,试图告诉读者,在胜利背后,战士妻子们所作的贡献和牺牲,她们所承受的巨大苦难和痛苦,是没有战绩的丰碑。

“梦到他回来,就赶紧去村口望”

从威宁县城出发,汽车在破败不堪的乡村马路上重重地喘着气,时速只能维持在 15公里左右。大约8个小时后,记者终于到达了从县民政局查到的王发坤烈士的遗属地址——威宁县海拉乡新村村大坪子组。“你们是不是要找丈夫打仗死的那个?她家就在……”在村里,“丈夫打仗死了”已成为“李金花”的代名词。

一座没有围墙的土房,破旧不堪,能够和周围漂亮房子相比的,只有门前还没有脱落颜色的对联。57岁的李金花站在门口,瘦小、驼背、腰有点弯,一头白发轻轻挽起,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衣裳。她和气地把记者引进家门,抬来一张一坐就会塌坑的沙发椅,然后自己坐在小板凳上。

听记者提起丈夫“王发坤”的名字,李金花愣了一下,接着开始轻声地哭,儿子王远碧和媳妇就在一旁静静看着,很长时间没人有说话的欲望……

“现在偶尔还会梦到他,总以为他没死,天一亮就跑到村口坐着望。”在李金花心中,丈夫是个铁铮铮的男子汉,为家,能撑起重担,为国,能浴血杀敌。她说自己很难想象出战争的残酷,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就让年轻的生命变成了黄土堆堆。

1974年初,22岁的李金花经父母介绍,与28岁的同村军人王发坤结为夫妇。“我没文化,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他。可他却说我善良、贤惠,是个好妻子。”李金花说,结婚时王发坤已入伍6年多,他们打算好等王发坤满15年军龄就全家随军,让孩子以后继承父业,也做光荣的军人。

大儿子王远碧与小儿子王远昌分别在74年底和76年初出生,王发坤常年随部队在四川省内江市训练,李金花就自己在威宁老家抚养孩子,照顾老人。“我每天干农活时都在盼,盼可以早点带着孩子随军,或者丈夫早点转业,总之不用再两地分居了。”

李金花的愿望原本是可以提早实现的。据王发坤昔日战友周光翔回忆,王发坤1968年入伍,两年后提干,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115团二营机炮连副连长,1978年初就确定了转业,并已联系好地方工作。然而就在他即将脱下军装的时刻,中越边境风烟骤起,部队转入战备。组织向王发坤征求意见:“老王,现在要打仗,部队扩编需要大量军官,特别是炮兵干部缺乏。希望你能够放弃转业,留下来参加打仗。” 王发坤毫不犹豫表态:“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,我是参军多年的老兵,上战场义不容辞!”

“他是舍不得这身军装啊。”战友周光翔感慨道,当时就有不少与王发坤情况类似的战士从小家庭的角度考虑,没有赶赴前线。可王发坤坚持上了战场,并不幸在战争首日就被敌军的炮弹炸死牺牲。

王发坤上前线的消息,李金花毫不知情,她还满心欢喜地等待着丈夫转业归来。“哪晓得等来的是他牺牲的消息。”1979年5月,一位战士翻山越岭出现在李金花家里,留下了王发坤被追认为烈士的证明书,以及部队、县民政局和县武装部送来的1000元抚恤金。李金花“相夫教子”的生活梦想,在这一天轰然倒塌。

“我怎么也不相信当家人就这样走了,不是说好要转业的吗?”李金花难以接受丈夫牺牲的现实,她固执地想,丈夫只是被越南军队俘虏了,很快就会被战友们救出,然后光荣转业回家,跟她和儿子过平凡日子。于是李金花每天带2个儿子坐在村口眺望,祈盼着丈夫突然就从土路的转角处大步走出。“我们连着望了1个多月,只见青山转,不见亲人归……”

3个月后,县邮政局通知李金花去领包裹。“那是他上战场前寄回家的10斤红糖啊!咋会这么晚才有通知。”李金花说她取到包裹时,红糖已化了不少,把装糖的口袋都染成暗红色,“就好像他在战场上流的鲜血,我一路哭喊着他的名字,把糖背回家。一点也舍不得吃。”

1980年的某日,部队把王发坤的遗物——一块手表寄到李金花手中,她终于彻底相信丈夫已经不在人世。李金花清楚地记得那天,自己去邻居家借钱买来肥皂,把表带里的泥土全部洗净,“这是他留下唯一的东西,也是我要一辈子保存好的宝贝。”

时光匆匆,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,30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自卫反击战,早已简化为历史资料上一串串冰冷的数字。可王发坤昔日幸存下来的战友们,却一直在找寻几位烈士的遗属,希望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关爱,以慰战友在天之灵。

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115团的军人周光翔、吴北平、张三光、彭志杰等告诉记者,在1979年3月至4月,军旅作家李存葆在115团体验生活,被王发坤等几位烈士的事迹深深打动,最终根据拿到的一手材料,创作了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。王发坤就是其主人翁梁三喜的主要原型之一。

当记者问及李金花这部曾经家喻户晓的电影时,她表示由于乡村信息闭塞,对此一无所知。李金花和两个儿子于去年通过贷款筹足路费,到云南屏边烈士陵园王发坤的墓前拜祭。儿子王远碧把墓碑上父亲的简历一字不落地抄在小本子里,随身携带。“这是我唯一能了解爸爸的途径。”李金花说,这30年来曾有人劝她改嫁,但自己始终不能放下对丈夫的思念。“当年我就想,这辈子都是他的人了。大不了娘三个饿死,去跟他团聚。”李金花一家靠烈士抚恤精打细算地过着日子,她说现在最大的愿望,是能在还走得动路的时候攒够路费,再到云南去看看丈夫,给他烧点纸钱和衣物。“还有,我想看看你说的那部电影——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。”(本报记者 刘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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